分享：金属器时代与中西方文明特征差异概要

1.   引言

欧美爆发的工业革命及随后的工业化过程导致西方社会经济崛起、军事强大、科技发达、文化繁荣，二百多年以来一直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并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国际规则。世界各经济体总耗电量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应的工业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近三十年来，美国和全欧洲的总耗电量（体现其工业规模）呈现出发达经济体的那种平稳发展的特征[1]，仅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才出现了少许波动。这个阶段的前10年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工业规模平稳增长，但处于很低的水平，并未引起西方社会的重视。其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西方出现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达到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终极状态，全世界都要遵从，已无继续变革的空间和必要。2001年以来西方忙于10年的反恐战争；中国则在1999年修改的宪法中确认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致使至2010年的中国工业化水平和规模迅速提高并接近西方社会，由此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关注。一些持有“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这种非西方社会不应出现如此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呈现出快速发展，必定源于中国不健康的经济政策、无法持续，由此西方社会出现了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预期。然而，随着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以及“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失效，西方社会出现了焦虑、甚至恐慌情绪。西方学者很难理解，中国经济怎么能在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下以非西方的模式快速而持续地增长呢？直至1820年之前的历史显示，基于技术先进、经济发达，中国常态化地表现为：既不贫穷、也不落后。如今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也可以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西方社会并不习惯于在同一规则下与非西方社会平等地竞争，因此西方社会出现了“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的情绪日益升高。

中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源于各自的文明发展历史，若想理解今天中西方的矛盾，就需要梳理中西方文明萌生时的历史背景、形成文明特征差异的全过程及相应原因、后续的演变等，避免孤立而碎片化地探讨中西方文明的某个阶段性差异。观察发现，中西方文明特征的差异与各自金属器时代金属冶炼与加工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兴旺程度密切相关；这里所涉及的金属器时代包括了人类社会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1]。

2.   初期的人类社会与材料技术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蒙昧时代指自二、三百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的漫长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古猿完成了向现代人类的转变。人类与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蒙昧时代人类制造工具的原材料主要是天然石料，将石头作简单的加工后可制成各种工具。这些石质工具通常都比较粗糙、笨重，因此蒙昧时代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2−3]。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正在向现代人转变的能人、直立人、智人等不同阶段人类族群往往比较脆弱，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疾病等灾难都会导致人类族群最终的灭亡，只有一部分族群最终生存了下来。因此，蒙昧时代人类族群的奋斗目标是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

距今约1万多年前，人类族群已演变成了现代人。那时人类的智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已大体能确保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由此至约5000~6000年前，人类社会处于野蛮时代。刚进入野蛮时代的人类虽然有了较强的生存能力，但终日饥肠辘辘、居无定所，仍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因此，在确保能生存的前提下，野蛮时代人类族群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温饱的生活。在这个期间，人类社会经济出现了实现温饱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定居生活。农业生产和定居建房都对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人类已经熟知所需工具的理想形状，能把原来粗糙的石器在砺石上作长时间的研磨加工，使制成的工具有理想形状和光洁表面；这种工具被称为磨光石器。磨制时间通常需要几天、几十天、或更长的时间，效率低下但制作精美。例如，制作精细的石镰[2]以及名目繁多的农用和建房用磨光石器[4]。在野蛮时代人类还发明了制作陶器的技术，所制作的各种容器可满足储种、浇灌、日常炊饮等需求。磨光石器和陶器是以往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新型石器，因此野蛮时代也被称为新石器时代[2−3]。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经济能力逐渐达到了维持其基本温饱生存的水平。

至此，源于同样古猿族群的中西方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工具方面并未呈现出本质性差异[3]。

3.   铜器的普及与文明的产生

石器通常呈易脆断的基本特性，长时间的磨制过程容易因折断而前功尽弃，在使用中也易因折断而不得不废弃；因此繁杂、低效的石器制作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西亚、欧洲、中国陆续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如果改用铜器制作工具，则可省去长时间磨制过程，大幅度降低制作周期；且因铜的延展性可把铜器作的非常精巧、轻便且经久耐用。即便是损坏的铜器仍可回收再利用。由此可见，铜器比石器更易制、精巧、轻便、耐用，且可再生，推广使用铜器可明显提高社会生产力[5]。人工冶铜技术出现后，各地逐渐普及了铜器的使用，促进社会生产力达到了维持人类温饱生活、甚至还有富余的水平。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的西亚、北非、中国分别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等，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3]。鉴于铜器的广泛使用，初期的文明时代也称为铜器时代或青铜时代。

“文明”一词在今天有比较丰富的含义，但作为文明时代中的“文明”，比今天的词义要简单。文明一词的英文为Civilization，表示“教化”、“开化”的意思。中文“文明”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这里文明表示摆脱野蛮、摆脱愚昧，与Civilization的内涵大体一致，表示人类在实现温饱之后可以明白更多的事理、摆脱愚昧的状态。通常人们认为文明时代涉及“文化繁荣”、“铜器”、“系统性文字”、“城市”等；这些固然都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但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时所发生的本质变化是经济生产力达到了“温饱有余”的水平。正是这种“有余”导致了文明时代如下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劳动成果超过了其自身生存所需，就不需要所有人都从事农业劳动，由此出现了手工业等多方面社会分工。多种的劳动成果需要交换、贸易，因此出现了集市、形成大量群体的聚集和城市。大的城市需要特殊的官吏管理，深入、广泛地频繁交流需要发展出共同的系统性文字[6]。另一方面，有余的劳动成果会涉及分配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享受奢侈一些的生活，因而会产生社会不公。有余劳动成果积累成财富，易引起其他族群的觊觎，人的劳动能力和所创造的成果超过自身消费所需就有了被奴役、被盘剥的价值[7]。因此人类族群间展现出了掠夺和奴役行为，进而出现了阶级、战争、军队、国家机器等等文明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并自此出现了只有文明社会才大量存在、用铜制作的兵器[8]。

4.   铜器普及水平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对文明特征的影响

中西方社会的铜器时代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也对中西方文明的初期特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考古证实，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中国河南、浙江等地烧制陶器的窑炉温度已到达1000 °C，而当时欧洲和西亚地区仅达到900 °C。铜器的熔点约在1000 °C，1000 °C的窑炉温度有利于优质、高效地生产铜器，尤其是可制作出大尺寸的单件铜器[9]。湖北省博物馆的展览显示，中国境内有若干个超大型铜矿区、大型的有十几处、中型的有几十处，各地的小型铜矿更是不计其数。西方文献报道，当时在欧洲、西亚广大地区，包括小型铜矿在内的各类铜矿区仅约十处；从公元前2000—公元前700的1300年间，西亚、欧洲广大地区生产的铜器总量约为50万t。而在中国，湖北铜录山铜矿区古冶铜遗址上堆积的商周时期1000多年间的冶炼铜矿渣有几百万t，由此估算当时仅此一处就生产了几十万t铜[9−11]。对比可见，当时中西方铜器使用量的巨大差异。古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后奈菲尔塔利于公元前1255年去世，其墓葬中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装饰画、碑刻、木乃伊，但在随葬品中找不到铜器；同时代，约公元前1200年中国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去世，其墓葬中发掘出重达117 kg的司母辛铜方鼎，墓葬中共有468件铜器，总重超过1600 kg [9]。种种观察和对比显示，中国经历了极为发达和繁荣的铜器时代，而欧洲、西亚地区则呈现出非常低迷的铜器时代[12]。因此历史记载了西方存在长期的铜石并用时代，即铜器贫乏，仍需使用石器。

中华文明萌生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五帝时代，当时已有夏族、商族、周族等民族的祖先，他们后来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等王朝。夏族起源于甘肃青海一带、商族起源于吉林哈达领地区、周族起源于宁夏内蒙古一带[3]；在这些起源地都分布着较丰富的铜矿资源[9]，在甘肃、青海都发掘出了约公元前3000年的精美铜刀[7]。由于资源枯竭或气候变化等原因，这些先民往往需携带轻便的铜器迁离祖居地，最终汇聚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设想两个握有铜兵器的部族迁移相遇而争夺领地时，对方的铜兵器及可能的杀伤就成了争夺获胜的巨大阻力；刚过温饱的早期文明尚无足以供掠夺的财富积累和有奴役价值的劳动力，因此不存在明显的争夺驱动力。此时，双方都需要斟酌：铜兵器拼杀所付出族群生命的代价与取胜得到的收获之间的平衡。此时的铜兵器拼杀难免导致族群的衰弱，理性的选择则是双方协商以分享利益、避免无谓损失。若双方融合成更大的族群还有利于增强对抗自然环境和防范周边部族侵害的能力。由此，很早就萌生的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温和逐利、族群平等、相互融合等诸多特征[7]；即便出现族群间拼杀，也往往是失利方迅速溃逃或屈服而融入战胜方，难有血拼到底的场景。只是在融合成巨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后，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才不可避免。历史记载集团之间的战争都是借助铜兵器的长期鏖战。战败者或逃离、或融入战胜者集团。经随后的夏商周时期，各族群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华夏民族。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了4万多件铜兵器，但鲜有铁器；当时中国社会虽然已进入铁器时代，但过于繁荣的铜器时代使得当时各诸侯国军队普遍装备了丰富的铜兵器。秦始皇借助铜兵器统一中国后，秦国及原各国平民平等相处，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强大帝国。自此以华夏民族为代表，中华文明借助铜器以对内统一的方式开始崛起[8]；对外融合、族群间平等、追求统一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7]；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13]。

西方文明的前身是萌生于约公元前1300—公元前1200的古希腊文明，于中华文明萌生1000多年后才出现。与先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的交流使早期希腊的迈锡尼地区贸易发达而经济繁荣，并具有显著超过温饱的劳动能力和丰厚的财富积累，为外族掠夺其财富、奴役其民众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7]。欧洲和西亚长期低迷的铜器时代[12]，导致铜兵器的使用并不十分普及[9]，进而降低了对抗征服的阻力[7]。因此古希腊地区外来强势族群得以征服并毁灭了迈锡尼地区的文明，随后建立起奴隶社会以进一步盘剥被征服族群。此时，古希腊征服者族群的内部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其特征为奴隶主以平等身份参加“公民大会”，以便凝聚征服者的合力，更有效地管理和盘剥被征服的奴隶[14]。英国历史学家哈蒙德曾把古希腊文明的社会价值观念概括为：“‘平等人’组成的精英群体必须联合一致，以便控制从属阶级”[15]。前半句表达了针对统治族群内部的观念，即需以民主的形式实现“平等人”的“联合”；后半句表达了由“平等人”组成的统治族群针对外部的霸权观念，即“联合”目的是对“从属阶级”实施“控制”。随后西方文明的发展一直延续了这一精神，表现为内部平等、向外扩张盘剥、积极逐利的特征。这种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两面性价值观念起始于古希腊奴隶制，也与当时铜器技术的低迷程度相关，进而成为了西方文明双重标准的源泉和基础。

综上所述，铜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温饱有余”水平，推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同时，铜器普及水平与生产力提高所导致温饱有余水平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影响了所形成文明的初期特征。在普遍使用铜器而温饱有余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萌生了中华文明，繁荣的铜器时代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崛起，且文明呈现对外融合、族群间平等和追求统一的特征。在温饱有余水平较高而铜器使用非常低迷的情况下萌生了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呈现对内平等和民主，对外征服和盘剥的两面性特征[16]。

5.   铁器的普遍使用与文明的差异化发展

约公元前1600年的西亚和约公元前1400年的中国甘肃先后出现了人工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至东周时期中国已广泛地在农业生产上使用铁器，人类社会逐渐进入铁器时代。与铜器相比，铁器轻便近15%，更加坚硬、强韧，制成的工具更锋利，且矿产资源丰富[17]。铁器的广泛使用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但需要更高的高温技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加热温度是逐渐升高的，因此人类社会一定是先有铜器，后有铁器。然而，自中西方文明萌生之日起，其文明特征的后续演变只能基于各自初期的特征而继续发展[18]。

公元前334年，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借助铁兵器优势开始东征，先后征服了西亚、北非，灭亡了波斯帝国，最远曾达到印度河流域。其间大量捕获奴隶用以贩卖获利，并掠夺大量财富。但亚历山大很快去世，未能保留东征成果。同时期，古罗马一直在扩张。当时古罗马掌握了先进的制铁技术，军队全部用铁兵器装备，随军还配备了铁器加工队伍，以维持铁兵器战争能力的长盛不衰。以此为基础，古罗马对内有类似于古希腊的初期民主，建立起强大的奴隶社会，并迅速向四周大范围扩张，先后征服了西亚、北非地区，并深入欧洲腹地。所到之处，屠城、掠夺财物、大规模抓捕全体居民和俘虏作为奴隶贩卖以获取暴利。尤其当时欧洲腹地尚未进入铁器时代，铜器也很少，与古罗马军队的兵器相比有两阶代差。古罗马军队进攻时还使用可移动的木质盾车和木塔，相当于装甲车和登城云梯。盾车和木塔外面包覆铁皮，难以焚毁，因此攻无不克，以至法国的抵抗力量见到盾车和木塔立刻投降。至此，古罗马代表的西方文明借助先进铁器，以对外扩张的方式崛起。对内平等、民主，对外征服、盘剥继续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即对内民主、对外霸权[8,14,16]。

在传统铁器时代，中国在高炉炼铁技术、铸铁技术、鼓风技术、煤焦冶铁技术、炼钢技术等多方面领先于西方，中国的炼钢技术可借助氧化杂质和造渣技术制造出更纯净和更优质的钢铁。据英国工业革命前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记载，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冶铁、炼钢连续作业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领先西方一个或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且往往是欧洲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钢铁生产中重要的技术理念。953年后周时期中国铸造出了40 t重的沧州铁狮，显示了早期高超的制铁技术和能力。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冶铁技术和产能始终领先世界[12]，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中国社会对外无扩张需求，并不需要太多的铁器去维持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中国社会地域庞大，但传统的治理效率低下。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向汉武帝提出铁器生产官营，充实国家财政，并可防止地方聚财、反叛。后来宋、明、清等各朝代均采取遏制地方冶铁的政策，致使中国虽冶铁技术领先，但铁器生产一直比较低迷。宋朝时中国曾达到年产十几万吨铁，后长期保持年产1~2万t水平；工业革命前英国年产铁也仅1万多t。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械、蒸汽机等对铁器的需求使英国铁的年产量很快超过百万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年产约2万t铁，英国年产134.7万t铁[19]，这也促进了英国打败中国、以及向全球的殖民扩张[16]。

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难免会经历或承受各种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激烈的对抗，且往往表现为大规模战争。中华文明的融合特征导致其历史一旦出现若干割据政权的分裂现象，则这种分裂一定是不稳定的。追求再度统一、结束分裂状态经常会成为导致战争的陷阱。有时可以以和平方式实现重新统一，但战争往往无法避免，由此呈现出引发统一战争的“分裂陷阱”；统一是在融合非常好的中华民族范围内实现，因此无法出现对抗统一的致命障碍[14]。中华文明初期历史中未见到有奴隶起义的记载，显示出当时社会内阶级矛盾并不激烈，但秦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以大规模农民起义为特征的阶级对抗连绵不绝[13]。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族群间大致平等和阶层间不平等等特征导致了历史上鲜有奴隶起义，但频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除了“分裂陷阱”外[14]，在中国还存在统治阶级过度盘剥压榨而导致战争的陷阱。

西方上古时期频繁记载有大规模奴隶起义，可中世纪时期的战争中有95%以上属于国家、民族、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反映出西方文明积极逐利的特征[13]。欧洲早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突显了族群间不平等的西方文明特征，而中世纪不同宗教间、国家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则导致了频繁的大规模征战，但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因阶级矛盾而引发的战争却很少(不到5%)；且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往往被人为地转化为对外的利益扩张和征服战争[13]。可见，西方文明积极逐利的特征成为了导致战争的陷阱，即修昔底德陷阱[14]。

综上可见，材料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金属器的推广使用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20]。

6.   近现代中西方文明特征的差异化演变与钢铁时代

西方文明自古希腊萌生[7]、古罗马崛起后[8]一直保持其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特征；例如表现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人人平等”和强大的奴隶制度，中世纪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以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为代表的对外扩张霸权[14]，工业革命前后的“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美洲、澳洲的掠夺和移民扩张、黑奴制度、对非洲和亚洲的盘剥和殖民统治[16]等。这种对外霸权也包括针对其它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因而造成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利益争夺[1,19]；但如今更频繁地表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和制裁。西方社会长期持有的双重价值观念导致了其特有的双重标准。对其文明圈以外广大范围的持续征服和掠夺使得西方社会积累了大量的保障其发展优势的财富。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扩张特性也导致其积极探索、开拓、创新的文明特质，进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体改革、科技创新等一系列变革后[18]，在全世界范围以钢铁为基础材料率先引发了工业革命[11−12]，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各种科技方面的传统领先优势。西方社会由此建立起了强大的军事霸权，并确保了大范围海外扩张、持续获取巨额盘剥利益。以哥伦布的美洲探险为起点，西方社会以获取巨额盘剥利益为目的的海外扩张行为往往表现为：杀戮土著、掠夺土地、强迫劳动、性侵妇女、贩卖奴隶、灭绝种族等[16]。西方文明的特性和历史行为使其在近现代获得了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并掌控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是西方价值观体系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种价值观的两面性不是一时的不完美，而是西方价值观体系的本质，否则西方社会无法获得长期优势、盘剥利益和如今的霸权地位。只是西方社会往往试图把其对内的民主描述成其价值观的全部，并以此长期灌输他人，极力回避其本质之一的对外霸权；但频繁对外发动战争和制裁等行为很难掩盖其对外蔑视人权、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等霸权特质。

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面临着种种挑战。可供继续直接掠夺的资源和可供扩张的领土逐渐穷尽，以此借助传统西方价值观大幅获得盘剥利益的客观环境消失；在亚非地区直接殖民统治获得的收益与应对殖民地反抗而付出代价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恶化；西方社会扩张占领的美洲、澳洲地区内原住民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弱化到无足轻重的水平，且已建立起了以西方族群为主的西方式社会；西方传统族群与其国家内、外的非西方族群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也相应地有所调整。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已积累起的诸多优势中，其军事和科技优势等可以确保在不直接统治非西方文明地区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对外霸权和利益的攫取；由此出现了非殖民化运动，大量非西方国家获得了独立。同时，西方文明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的美洲国家内，在取缔黑奴制度之后又进一步从法理上否定了种族歧视；基督教也开始平等对待其它宗教。其间，跨越文明圈边界时西方文明的霸权特征和双重标准，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开始呈现弱化倾向[1]。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历史显示，保持材料技术的优势，及随之而来的科技优势和军事优势是维持霸权地位和超额盘剥利益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在科技、财富、军事等方面优势地位的绝对性受到一定挑战，即西方社会感受到依靠霸权获取盘剥利益的保障受到了威胁，由此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不适，进而重新强化双重标准、更多地发动对外战争、制裁等与普适的民主观念背道而驰的霸权手段，甚至继续扩大维系其霸权和盘剥利益的军事集团，以便威胁和遏制非西方国家；由此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仍隐约可见。基于积极逐利的需求，今天的西方社会在其片面宣扬的对内价值观的掩盖下仍不断歧视性地挤压非西方国家正常的生存空间，且基于霸权理念而经常性地发动战争或制裁，以围剿西方社会圈外的、妨碍其获取盘剥利益的国家。但是双重标准特性导致西方发动的战争或制裁行径通常并不再针对西方社会自身。

中华文明自五帝时代萌生以来[7]，于东周之后崛起[8]。对外融合、族群间平等、追求统一的特质使得中华文明圈得以长期保持大一统的强大帝国，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实力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并无对外扩张的倾向。当面临与外族矛盾和对抗时，往往采用通婚修好、平等融合、馈赠纳贡等方式以求和平相处[14]，或采取修筑长城的被动防范措施。但是在遭受严重外族侵扰和面临民族灾难之际也会采取诸如汉武帝时期[10]或抗日战争时期坚决的军事对抗手段。自汉代以来中国就与域外的其它文明有过长期的交往历史，包括主动的海外交流。但与哥伦布以攫取利益为目标的海外探险相反，中国的对外交流都保持着融合和族群平等的态度。例如，比哥伦布更早、基于比西方更先进的航海和冶铁技术、更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行为，就是以融合、族群间平等交流为目的[16,18]。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和平交往、平等贸易、主张正义、反对持强凌弱、拒绝霸权、尊重地方习俗、稳定地方秩序等理念，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但中国中央政府不仅未试图因此获得经济利益，还为这种海外交流支付了大量的资金[16]。

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导致其文明特质内潜在的守旧、封闭、自满等缺陷在逐渐完善的儒学治理思想的主导下不断扩张[18]，进而造成近代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扼杀了社会变革的可能、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21]。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列强军事打击和经济掠夺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被迫不断地割地、赔款，从文明思想丰富和经济水平发达的状态迅速沦落到政权腐朽、经济贫弱、国家分裂的境地，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严重相悖。在不得不自强的重压下，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由此启动的中国工业革命体现了从技术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意愿[22]。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表现出中国开始吸收西方意识形态中科学、民主的精神，检讨并摒弃了传统理念的消极因素，极大撼动了儒学体系的权威地位[21]，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系统性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工业生产体系迅猛发展。以作为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材料的钢铁为例，中国的钢铁产量世界占比从改革开放前的5%猛增到超过50%[19]，其它的基础材料生产也呈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使中国经历了强盛的钢铁时代[22]。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深入持续的自我变革和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军事上抗拒世界霸权的实力日益增强。

7.   观察与总结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依靠积累的财富或资本、丰厚的科技成就、高效的劳动、支撑其对外掠夺的军事霸权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现并保持了发达经济体的特质；由此也使得西方社会逐渐获得了优越地位。应该注意到，前3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并不必然基于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依靠军事霸权去掠夺利益则一定会涉及族群间的不平等；可见，对外霸权仍是西方社会所保留的核心特征之一。那些依靠虐杀原住民、掠夺其土地而发展起来的、诸如“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在依靠霸权或强权获取不平等利益方面往往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优越地位源于客观历史的发展，事出有因、根深蒂固。当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或资本快速积累、科技成果和劳动效率大幅提高，以致西方社会的传统优势不那么明显时，自然会冲击到西方的传统优越地位，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忧虑、甚至恐慌。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并不习惯基于资本、科技、劳动效率等方面的通行规则，在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与非西方国家作平等竞争，尽管正是西方社会主导了这些规则。此时，甚至欧洲一些已经宣称放弃对外歧视和霸权政策的传统西方国家也时常会再度表现出强权式的傲慢态度，并重拾对外霸权和双重标准。传统的优越心态使西方在处理跨越文明圈的矛盾时不能总是充分展现出互相尊重的平等态度，时而会采取发动战争或单向制裁的暴力和强权行径。然而时过境迁，重拾对外霸权和双重标准未必能很好地解决西方社会自身所面对的困扰。

西方社会属于先进而发达的社会。总体上看，在努力而高效地工作和劳动的基础上，西方国家主要依赖于雄厚的财富和资本积累、创新科技能力和领先的技术优势来保持相对发达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在科技优势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借助其所形成的军事霸权对外扩张、征服并长期获取盘剥利益，这也为维持其社会的发达水平提供了支撑。在世界扩张空间趋于穷尽的今天，这种获取盘剥利益的军事霸权往往会转变为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和制裁；西方社会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两面性价值观念刚好为此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对于全人类来说，主动挑起暴力战争或强权制裁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范畴，充其量只是服务于人类特定圈子里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为基础，慢慢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和资本，并积极促进科技创新。基于其千年的历史传统[13]，中国在没有对外实施扩张和军事霸权的情况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并努力奔向发达社会，由此人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前景。在中国社会当今的价值观中包括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追求，尤其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这里的“人”是指全人类所有人，并非是排他性的、特定圈子里的一部分人[11]，因此人人平等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对比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出，基于特定价值观并在努力工作的基础上，积累财富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是维持或走向发达社会的关键因素。其中，相应价值观需与文明的特征和特定社会发展的历史相适应；西方价值观和排他性军事霸权并不是走向发达社会的必备特征。

西方社会在其对内和对外双重价值观的主导下，经过长期的积累获得了如今的发达水平；然而，却利用其话语优势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灌输其对内民主的价值观，回避其价值观中对外霸权的另一面。这使得全世界、尤其是中东欧、亚非、拉美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人们笃信，只要采用西方社会对内的价值模式就可以发展成西方式的发达社会。应该看到，许多非西方国家早已从形式上接受了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却因无法积累财富、不能充分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而长期无法进入发达社会的现实。尤其，对于后发国家，早已没有了实施对外霸权的内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如果不适当利用市场所需的大量自然资源，又不能在适合自身的价值观和制度下经努力工作而获得财富积累和科技竞争力，甚至放弃原有获得财富和科技竞争力的基础、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片面宣传而未必适合自身的价值观、幻想颜色革命的奇效，就很难发展成发达社会。由此还会导致对西方社会的卑微心态，仰视西方而轻视自己，难免遭受片面宣扬西方价值观的一些势力的挑唆和煽动，被利用来去对抗和消耗那些阻碍西方实施霸权的国家，成为西方社会某些政治势力获取不当利益的附庸或工具[18]。

历史的演变显示，中西方文明都具备了显著的特征优势，进而延续了数千年而不衰灭。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都会遭遇不同的困扰和障碍。中华文明崛起后，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但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却一败涂地。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经过长期反思和艰难探索，摒弃儒学理念中守旧、封闭的缺陷，努力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髓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尤其通过近几十年改革开放，悠久的中华文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的人均生产力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并正在进行着深入的改革。或许人们仍期待进一步加快当前的改革步伐，并需为此做出更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一定不是在西方社会以片面“民主”名义所施加的压力下，单纯地去满足西方选举利益的现实诉求，而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更要满足中国的利益诉求、实现共赢。

以霸权维持的不平等关系必然会引起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样的世界也一定是不稳定的。融合以及族群间平等至今仍是中华文明持之以恒的追求，并是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价值观。全世界也都期待强势的西方文明能够摒弃霸权或强权理念，更平等地对待其它族群和不同文明。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期待世界的多种文明和各个族群能够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并能互相学习借鉴、克服各自缺点，努力建立能使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人类共有价值观。